维吾尔族青年在北京:暴恐事件让整个群体背黑锅

 5月24日,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,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。 (照片由本人提供)
5月24日,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,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。 (照片由本人提供)

阿利甫·亚克甫 26岁 新疆乌鲁木齐人 在北京24年 北京某贸易公司职员、微博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运营者

“只要大家彼此尊重,增进了解,隔阂是不存在的。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。”

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 29岁 新疆库车县人 在北京3年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

“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,然后让整个群体背黑锅,让别人都怕我们,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!”

古丽(化名) 47岁 新疆伊犁人 在北京11年 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

“每当得到病人的夸赞,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民族争了光。”

5月22日,暴力恐怖活动再次打破乌鲁木齐的平静,新疆又一次以伤痕累累的姿态,步入公众视野。

自2009年“7·5”事件后,很多人开始关注新疆,关注维吾尔族,但对这个神秘的地方,这群神秘的人,却知之甚少,揣测颇多。

他们中的很多人,走出新疆,来到内地,在这里生活,在这里成长,也在这里奉献。离开家乡的日子,有辛酸,也有欣慰;有埋怨,也有理解。日前,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5位维吾尔族青年,还原他们在内地的生活。

“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、打馕的、烤肉的”

一提起新疆人,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有些固有的画面:高高的鼻梁,深邃的眼睛,长而卷翘的睫毛,微卷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小花帽,或是包裹着各式头巾……因为有着独特的长相和装扮,生活在内地的维吾尔族,极易在人群中被发现。

他们也会被定义为一些特有的职业,比如,卖切糕的。

穆萨江·麦麦提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一周里,穆萨江至少有3天会到国家图书馆门前来摆摊。在北京街头,穆萨江的“店铺”随人流而动。当旁人走近,他便咧开嘴,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,热情地问一句,“老板,来一点?”

这几年,调侃切糕的段子此起彼伏,让这个行当越发难做。

“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关于维吾尔族和切糕的玩笑吗?”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。

穆萨江轻笑了一下,“有人说我们的坏话,我也没办法。我靠这个养活一家人。”他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切糕,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”

穆萨江来自喀什,今年是他在北京的第8个年头。两个儿子,一个5岁,另一个还不满1岁。

18岁时,穆萨江来到北京,在南五环一处新疆饭馆当帮厨。“烤羊肉串,我的手艺很不错的,”他边说,边用双手比划着。

“我是个好厨师,新疆菜都会做。”穆萨江的理想和不少维吾尔族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一样,开一家自己的饭馆。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让一家人望而却步。“没钱,就只好先摆摊。”

没有生意的时候,穆萨江便和旁边的四五个同乡用维吾尔语大声地交谈。当“交谈”吸引了路人张望时,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换回了那句汉语,“老板,来一点?”

穆萨江的对面,是卖馕的柯尔克大叔,留着大胡子,看上去很像动画片里的“阿凡提”。来北京两年,柯尔克还是一句汉语都不会。

“一句汉语都不会,他怎么做生意?”听到记者的疑问,穆萨江乐了。

“做生意嘛,需要什么汉语。”他冲着柯尔克伸出三个手指,“一个馕3块钱,你要几个,跟他比划就行了。”穆萨江说,也有难免产生误会的时候,自己就是他的翻译。

在很多人眼里,穆萨江和柯尔克的谋生方式就是新疆人的标签之一。一位媒体朋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在她参加的一场媒体培训会上,记者们被要求面对一组描述,直接说出心目中这些人的职业。当“一位戴着民族帽的维吾尔族人”出现时,下面所有人脱口而出,“烤羊肉串的”、“卖切糕的”。

“而我们不知道的是,正有几位维吾尔族同胞坐在教室后排。老师介绍了才发现,他们有的是大学教师,有的是学者。”这位记者说,“这样的思维定势,媒体记者尚且如此,传播给整个社会的维吾尔族人形象,岂不是更片面、更刻板?”

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说,刻板印象通常是将这个群体中某一个类型、某个极端的情况,或个别现象放大而形成的认知,之所以存在,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了解。

库尔班江·赛买提就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。

“我们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、打馕的、烤肉的,这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。”

库尔班江是一名维吾尔族摄像师,如今正在热播的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,新疆部分的拍摄就有他的参与。

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,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。他即将面世的书——《我从新疆来》中,将记录100位新疆各民族人的故事。

“镜头中的人物用口述的方式,讲述自己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,对‘新疆人’这个词的异化进行着小小的抗争。” 他在微博中这样介绍。

然而,“昆明事件”的发生,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。“暴徒”,这个新贴在新疆人身上的标签让库尔班江难受。彼时,只完成了30个人的拍摄,但库尔班江忍不住了,“不行,我必须现在就把这些内容发出来,让普通百姓真正了解新疆人,让他们知道,新疆人在各行各业作着贡献。”

就这样,医生、律师、公司高管、工程师……库尔班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,在他的实名微博上一个个走了出来。

做着同样事情的还有阿利甫·亚克甫,这个26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儿,是微博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的运营者。

“我是在北京长大的,希望搭建一个互帮互助、互相了解的小平台,为内地的朋友介绍新疆,也为新疆的同胞介绍北京。”

2013年6月21日,阿利甫注册了这个微博。截至今年5月25日,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已经有14231个粉丝,发了727条微博。

“现在的粉丝是以新疆人为主,其实我希望能有更多其他省份的网友关注,因为确实有不少新疆之外的人对新疆有恐惧和隔阂,所以,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宣传新疆的风土人情,让大家看到新疆人是热情好客、团结友爱的。”阿利甫说。

我从新疆来,跨越3000公里去追梦

很多在内地的新疆人,都是先由一串问题开始,而后才被周围的人所熟识的。

“你们出门都骑马吗?”“你们每天都要扎40个小辫子吗?”“你们的衣服都是花衣服吗?”“你们那里都是沙漠吗?”

2001年,帕提曼·阿不力克木离开新疆,到西北民族大学求学。和同学初识的日子,基本都在回答这类问题。

今年29岁的她,来自新疆库车县。父亲在库车县人大常委会工作,母亲是国家二级舞蹈演员,双胞胎哥哥是库车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。

“在库车,我们这样的家庭算是教育背景比较好的。父母都是大学生,所以他们对我和哥哥的教育理念也很不同。”

帕提曼和哥哥从小就上的是汉族学校。上世纪90年代初,维吾尔族家庭主动让孩子上汉族学校的并不多。

“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和汉族同学有什么不同,你们要和他们一样优秀”。帕提曼说,这是父亲在教育她跟哥哥时,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帕提曼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,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。一次,帕提曼和同学去一个小朋友家做作业,小主人告诉家里的大人,“马丽丽语文(汉语——记者注)考试得了第二名”。阿姨问:“那谁是第一名啊?”另一个同学说:“她,帕提曼!”说着大家都看向了她。

“那时觉得特别开心,毕竟是汉语,并不是我们所擅长的,但自己还是把它学好了”。帕提曼笑着说。

研究生毕业后,帕提曼回到新疆教育学院任教,3年后,又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

古丽(化名)也和帕提曼一样,曾经在新疆工作过,然后到法国留学,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回国后,进入北京一所知名的三甲医院。

作为整个北京医疗系统里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医生,古丽已经习惯了早早被人熟识。

“你是外国人吗?”

“不是啊,我是新疆的,我是维吾尔族。”

“哇,那你太厉害了,你肯定是你们民族特别优秀的人。”

这样的对话,在病人与古丽之间进行过很多次。有时,病人还会冲她竖起大拇指。这让古丽感到无比自豪。“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民族争了光。”

比起高学历的帕提曼和古丽,库尔班江出疆的路途则要曲折得多。

因为父亲生意遭遇变故。2001年,时年19岁的库尔班江刚从博州师范学院中专毕业,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。

“我是家里的老大,我得养家糊口。”库尔班江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妹妹、两个分别读高中和小学五年级的弟弟。那时候的他,唯一的念头就是想赚钱。

上学的时候,库尔班江就喜欢摄影。回到家乡和田,在一所学校附近给别人拍照赚钱。此后,他又上石河子学艺,在乌鲁木齐打工,再回到和田开话吧,做玉石生意。3年多的时间,一直在辗转,直到结识了一对从北京来新疆拍纪录片的夫妇。

这对夫妇,一个是汉族,一个是蒙古族,后来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娘。

2004年,父亲重新振作接手了玉石生意。一直热爱摄影的库尔班江,便跟随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的胡杨林,拍摄《森林之歌》。

这是库尔班江第一次接触纪录片。一年半的时间,片子拍完了。干爹问库尔班江,“你之后打算干吗?是继续做生意还是怎么样?”

“我想上学。” 库尔班江回答说。

2006年8月,库尔班江告别了家人,离开新疆,到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——记者注)做了一名旁听生。

在学校的日子,库尔班江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“蹭课”。

“我的汉语也不好,以前上的一直都是维吾尔族学校,读中专学汉语专业的时候,能讲的汉语也不多。”

但库尔班江很努力,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,下课了,也不让老师走,没完没了地问问题。学校的老师、校长都知道,有一个“这么认真”的新疆小伙子。

“我不停地做笔记,老师说一句记一句,黑板上写一个抄一个。”这对于一个并不熟悉汉语的维吾尔族少年来说,难度可想而知。

三年,库尔班江记满了17个笔记本。本子上,满满的都是维吾尔语、拼音、汉语的“混搭”。有老师看到他的笔记,笑着说,“库尔班江,你写的这个东西,谁都看不懂啊!”

暴恐来袭,也是他们不愿诉说的痛

阿利甫在北京长大,是一名贸易公司“朝八晚五”的上班族。两岁时,在新疆驻京办工作的父母将阿利甫带到北京。

尽管没有怎么在新疆生活过,但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。

初中时,阿利甫在北京青年宫学乐器,看到有希望工程的办公室,便傻乎乎地冲了进去,“叔叔,在新疆捐一个学校要多少钱?”

“人家当时觉得我是小孩子,就随便说了个数字哄我,说最少也要10万。”阿利甫笑了,但又认真地说:“我当时就想挣个10万,然后到贫困地区盖个学校去。”

阿利甫的童年,在新疆驻京办的家属院里度过。小时候,经常看见一些从新疆来北京看病或寻求帮助的穷人。“夏天,他们常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毯子一铺,躺着就睡了。”

这时候,阿利甫就会变成小“快递员”。妈妈常会多做些饭,让他下楼送给那些人。

去年,父母知道阿利甫在运营“在北京的新疆人”的微博,十分支持。

“多发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信息,不能有过激的言论。” 阿利甫说,这是父亲对他的忠告。

5月22日,新疆暴恐案发生时,阿利甫正在一个超市做市场调查。“叮”的一声,他手机上的新闻APP推送了这条消息。

“第一反应是心如刀绞,对受难百姓特别心疼。” 阿利甫难过地说,“很多都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,和我的爷爷奶奶一般大,就这样死于非命,太惨了。”

这天,也是帕提曼即将答辩的日子,原本的安排是见导师确认一些细节。早上一睁眼,就看到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群里炸开了锅。

“又出事了!”帕提曼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立刻坐起来,翻看所有的新闻。

一条条新闻让帕提曼的心情越来越低落。“有多少优秀的新疆人一代一代地努力,才有了现在这样好的发展,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破坏?”

同样让帕提曼难过的,还有那种说不出的委屈。

“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,然后让整个群体都背黑锅,让别人都怕我们,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!”

获知消息的时候,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。“又封路了,爆炸了。”在乌鲁木齐的朋友发来信息。

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字,库尔班江说,那种难受的感觉无法形容。“干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,就一直坐在外滩发呆。”

这不是库尔班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。2009年,他正跟着团队在兰州拍片,“7·5”事件发生了。

“当天晚上看到的新闻,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。”团队里只有库尔班江一个维吾尔族,一大屋子人都沉默了下来。

“他们都顾及我的感受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库尔班江独自走了出去,回到自己的房间,事后,他写了一篇文章——《我们新疆依旧很美丽》。
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。

在兰州拍完片,库尔班江回到北京。刚上地铁,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。那时候,“7·5”事件刚过去4天,两个人用维吾尔语说着这件事,问候着家乡怎么样了。

库尔班江注意到,打电话的时候,身边座位上一个30多岁壮硕的男子一直盯着他看。走到国贸站的时候,男子要下车了。但车门打开的一瞬间,男子狠狠地往库尔班江脖子上给了一肘。下车后,还转过来恨恨地看了他一眼。

库尔班江自己练过拳击,还在新疆得过亚军,下车和对方打一架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“但就在那个瞬间,我冲他笑了,没有跟着下车。”

十几天后,脖子上的疼痛消失了,但心里的痛却一直也好不了。库尔班江把这件事告诉了干爹。

“干爹当时直接就亲了我的额头,他说,儿子,你长大了,你的力量表现于你的笑容,而不是你的拳头,这就是你和他不一样的地方。”

库尔班江说,“7·5”事件后,自己开始感受到了一些异样。

他的镜头下,有一个14岁的维吾尔族小孩。20多年前,孩子父母定居上海,他便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。

5月23日,乌鲁木齐暴恐事件发生的第二天,孩子如往常一般来到学校,但同学们一看到他就大喊,“注意了!注意了!新疆恐怖分子过来了!”

他采访的数百名新疆人中,有不少遭遇过繁琐的安检、不能住宿的情况,其中也有新疆的汉族人。

几天前,一段视频曾在网上流传。视频中,一位维吾尔人在机场安检时被要求脱鞋,与安检人员起了争执。

古丽说,这样的状况她遇到太多次。“特别是出国的时候,我的护照会被翻来覆去的看好多遍,问我是干什么的,出国干吗去?”

古丽最不能忍受的,就是这种摆在明处的“特殊对待”。

一次,古丽去外地开会,到酒店登记住宿。

“我把身份证递给酒店的前台,那个小女孩看了看,接着就打电话给警察,说这里来了个新疆籍的。”

古丽很生气,对小女孩说,“你这个工作方式有问题。我入住酒店以后,你觉得有任何问题再打给警察都可以,但请你不要当着我的面进行这种歧视行为。”

古丽已经记不得自己因为类似的事情投诉过多少次。

“对暴恐事件,作为一个普通人,我肯定是深恶痛绝的。我肯定不愿意听到别人谈起自己的家乡都是那种害怕、厌恶的语气。”

“我不停地在做,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,所有努力就都归零了”

帕提曼也遭遇过不被信任的不快。但让她欣慰的是,身边的朋友都很挺她。

5月24日下午,是帕提曼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刻。答辩会上,她的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,被评为“优秀博士毕业论文”。

致谢时,帕提曼几度哽咽,流下了眼泪。

“不仅是因为顺利毕业了,而是真的很感谢我的导师,从录取到培养我,她从没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就对我特殊对待”,帕提曼眼里再次湿湿的,“导师常说,其他汉族同学能做好的,你一样能做好,甚至更好。这是对我的信任,这对我意义重大”。

帕提曼说,熟悉她的朋友都对她讲,“如果是帕提曼,我们谁敢相信你会拿着所谓的武器去伤害别人呢?一定不可能嘛!”

到现在,穆萨江还能想起自己来自贵州的“汉语老师”。刚来北京的时候,穆萨江一句汉语也不会讲,同在餐馆打工的贵州朋友主动要教他。

“从盘子、炉子、碗,一个一个词开始学的。” 穆萨江摸了摸头,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“没学好。只会说,不会写,也不会认。” 后来,“汉语老师”为了生计,换了上班的地方,再也没见过。

穆斯林饮食上有讲究,在内地生活就会有很多不便。

“但我的同事从来没觉得我麻烦,都很照顾我,只要是一起吃饭,一定是去清真餐厅。” 阿利甫说。“只要大家彼此尊重,增进了解,隔阂是不存在的。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。”

“刻板印象需要整个社会正确地对待,需要媒体正确的传播和政府的支持”,周伟认为,但我们目前做的远远不够。

“就拿影视作品来说,以前六七亿人口时,荧幕上还有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等影视作品。如今,人口翻了一倍,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却越来越少,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汉文化的,但我们国家本身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啊,应该突出这种多样性。”

周伟说,这种多样性也应该体现在主流媒体上,比如,在更多电视节目中配维吾尔族主持人。

“这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问题,还是要在思想领域内解决。”周伟说,隔阂的消除,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需要全社会的努力,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个现状。

库尔班江就在做着这样的努力。从2007年开始,他的摄影展、纪录片等文化活动,主题几乎全是新疆。

在一次国家图书馆的展览里,他把一整个维吾尔族家庭都搬了进来。参观者不仅能看到照片,还能免费吃到新疆的干果、馕,听到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,欣赏维吾尔族的手工艺品。

“我不停地在做,不停地在做,但有时候,一个暴恐事件,所有的努力就都归零了。”

“5·22”暴恐案发生后,一名网友加了库尔班江的微信,给他发来一条信息:你的付出和你的努力,经不住一个暴力事件,何苦?

库尔班江感到心酸,但他不想放弃。

干爹和师傅也分别打来电话,嘱咐他,库尔班江,你不能受影响,别想。

“我现在最重要的打算,就是尽快把《我从新疆来》这本书写出来。”库尔班江说。

(原标题:维吾尔族青年在北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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